青记独家丨“新闻顽主”杨浪： 新闻成就在后天，钻研要做到极致
杨浪是新闻界的传奇人物，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，荣立三等功；他在上世纪80年代编辑的中国青年报“三色报道”进入教材成为经典，特写《奉献》被收入80年代全国初中语文教学辅导教材，《秋天我们发起进攻》被评为新华社好稿一等奖。他是最早一批媒体市场化的倡导者、探索者和推动者，参与了不少知名报刊的创办，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《财经》《战略与管理》。他自称老北京人眼中的“顽主”，把玩儿当成正经事，玩出花儿、玩到极致，他爱好地图收藏、摄影、音乐，在许多领域受到专业人士的尊重。
作为诸多经典报道的大编辑、财经名刊的参与创办者，杨浪怎么看待新闻业的当年和当下？那一代人是怎么做新闻的？大编辑是怎么“炼”成的？如何看待学新闻和做新闻？笔者与杨浪进行了深聊。
“我玩的跟新闻都有关系，
有所玩有所不玩”
杨浪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。我到收藏圈给他们讲收藏的事情，有几次讲到，比如地图，天下没有人说做一张地图是为了骗人的，地图精确与否只受那个时代测绘科技水准的限制，包括古地图，每一个地图的测制者都有自己的目的，于是我们从地图中读的就是地图制作和使用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必然是历史。我那两本小书，其实都是从地图中去拆解历史，还原历史，读真实的历史信息。我讲地图时会问，你知道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，但你知道平型关战役用什么军用地图吗？你知道那版地图是谁出的吗？你知道林彪应该用哪一版军用地图吗？那版地图我有。我说你知道上甘岭吗？你知道上甘岭有几号阵地吗？黄继光是哪月哪日牺牲在哪号阵地？为什么他牺牲的那个位置特别重要？这就是从地图中读历史。历史要到细节中去理解。
杨浪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玩儿。前一段时间我碰到董秀玉（三联书店前总经理）先生，我们还聊起来。当年三联出的《金庸全集》送了我一套，我现在连塑料薄膜都没撕开。我说我不能看武侠，以我的性格，我要看武侠，就得写一个韦小宝传。游戏我也坚决不玩，就是有所不为，精力集中去玩自己喜欢的。
杨浪：是，你到每一个领域，你就看这行当谁是最厉害的，你就去读这个领域最厉害的人写的书。比如，历史地理方面，自然就是读谭其骧、侯仁之的书。你知道谁是最棒的，读他的东西，找方法论，找那个方向学术上达到的高度。
回到开始那个问题：最喜欢哪个身份？要看所处的地方。在地图领域，我在《中国测绘》上开专栏两年了，以前在《地图》杂志开了5年，每个月1篇，这是测绘和地理学界的学术期刊。这种文章你们看不到，但是我乐此不疲。我到国际测绘科学年会，作为嘉宾发言，台下坐着地理和测绘学院的院士，他们都肯定我观察地图的一些方法论。我不是这个圈子的，我从圈外对地图功能的理解和对地图学的研究，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。
回到新闻行业，新闻是我热爱的职业。做新闻需要对历史有感知和了解，这种了解是通过我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的，有对鲜活历史的了解，熟悉和掌握那种观察方式，能够在历史皱褶中把最真实的东西翻开来，或者把历史的碎片拼缀成一个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。
杨浪：是，小事实在大事实中的方位感。这是个人阅读积累的、鲜活生动的、别人没有的材料。这是基础的阅读的目的性和方法论。我并不认为我是专家，专不够，面挺宽。
“三色报道”生产过程和
今天的反思
杨浪：第一篇打响，上海文汇报等几家报纸都全文转载。后面《黑色的咏叹》是雷收麦执笔，《绿色的悲哀》还是李伟中执笔。后面两篇稿子编得比较顺，第一篇稿子把大的结构和语体定了。当时我记得四位记者回来谈情况的时候，谈的最动情的就是火势飞一样快，母亲把孩子一把推到坑里，母亲在上面堵着、捂着孩子，最后那个母亲被烧焦，孩子活下来了。还有关于漠河县看守所的，转移犯人，犯人们跳脚看着火，都说：“我要去救火，我要去救火。”诸如此类，就是那些人性的光芒。
那年我去北戴河度假，在火车上看到有人拿着这三张报纸的那一摞，就像看流行小说一样。我就过去问：“看这个呢？从哪弄的？”他说：“我的朋友给我的，特别好。”我问：“有什么感想？”他说：“真特别好！”这表明新闻已经得到了流行通俗文学般的认可。
杨浪：今天再冷静地看这件事，我们当时可能有些过犹不及。从几十年后的材料看，那个林场的场长可能有些地方是被冤枉的，他后来到处上诉，因为当时的舆论把他钉到了耻辱柱上。在当时那种大的社会氛围之下，大家对火灾反映出的体制和干部作风之类问题的判断，到今天也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。但是具体到个人，林场场长，包括那个女县长，今天回过头去看文字，可能有些表达还可以更周全。当时这么大的一个事情，得有人承担责任。有好多东西要历史地看，尽管这组报道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，今天回过头去看，从做新闻来讲应该更平衡一些。如果像今天我们更成熟一些了，怎么也会使它平衡一些，避免最后个人承担了一些不该承担的历史的重击。
杨浪：我同意。
杨浪：现在回过头来看，“黑色”和“绿色”没有问题，因为当时我们就讨论，第一把火是谁点起来的？点火的是一个无地、无职业的农民，他到东北去，到林场去做小工，所以他对环保没这个意识。这还是个生态问题。
这些报道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，从这些大的思路来拆解灾害形成的原因，是对的。但是像“红色”里面的切入，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，我们当时的职业兴奋在于，通过这个事情来推动改革，来发现我们整个国家治理和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问题。当时我们确实感觉和发现到了。但是最后落到了具体人身上，那时候年轻，今天再说起“三色报道”，应该有些跟当时不一样的判断。
“三色报道”的意义，就是在这样重大的巨灾面前，媒体怎么表达它，而且是有史感的。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把这样的事件放在一个历史的氛围里。就是我说到的，将一个新闻事件置于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社会演变中，它是否说明和证明了一些问题。这个思路应该说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批调查性报道、全景式报道起到了开创性作用。
市场化媒体创刊潮与
商业媒体的专业精神
杨浪：我觉得不能简单地比，受众是分层的。如果接续到你说的我们那个时代，为什么出现中青报的四个导刊，出现了很多功能性的期刊，包括《财经》《国家地理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，甚至《读者》在中国市场中异军突起？从市场来说呈现的是市场发育以后读者圈层的分野。
互联网因为传播方式的高度效率化，把读者的分层几乎做到了极致。B站的东西我几乎看不到，我想碰都碰不上。我曾经的秘书，智商很高，英文很好，到香港大学读中西方比较文学。我问他到底喜欢什么，他说游戏，我说游戏是什么东西。他就给我看了他关于游戏的一些文字，他是游戏界大咖级的人物。后来他跟“老六”（出版人张立宪）去做出版了，做关于高端游戏的专门出版物，销路非常好。这个我真的不懂，厚厚的一本，卖几百块钱，卖得还很好。
这类东西在我们“前媒体”时代没有人出版，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类需求，而且有千万元级的市场存量，对吧？所以，我说这就是市场需求的充分发育和充分的层级化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当年遵从的那种出版价值观，会越来越变成一种特别的消费观和价值观。其实你想想，从马克思到我们所追求的不就是一种更自由、更被尊重和呈现个人价值的理想社会吗？在这个意义上，自己的作品有更多人看当然是好事，但是你拥有特定的一些读者，他们的阅读忠诚度往往比流量读者更有意义。
杨浪：这些问题当年也有。在当初一个没有商业利益驱动的社会里，我们只是想新闻媒体要在改革中冲在前面，对于干扰新闻真实性的东西有本能的警惕，比如王安1998年在中青报发的《公开的新闻内幕》。
媒体的市场化、专业化推动了新闻专业精神的普及，其中《财经》作为最初的有广泛影响的专业媒体起了作用。为什么需要新闻专业规范和专业精神？作为财经媒体人，浸淫其中，有太多利益的影响，更要有专业规范的自觉。所以在创办《财经》的时候，关于建立“防火墙”，记者们去参加那些（商业性质）会，我们不能拒绝记者去，但是我们不鼓励记者私下拿红包。胡舒立在1987年出版的《美国报海见闻录》，使我们细致地看到国外新闻媒体具体的业务操作流程，包括一些管理规范，这应该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非常细致地讲西方纸媒操作的。
在那之后，就是在1991年开始筹备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时候，非常具体地了解了国外商业化媒体编辑部跟经营的关系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是国内市场化媒体的一个旗帜，培养了一批人。当时筹备时组织仔细研究，编辑部跟市场经营部门的发行、广告是一个什么机制，“防火墙”怎么建立。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醒了，我们想办一本纯粹的、能跟世界对话的国际化媒体。
那个时候这个意识开始建立，然后体现到《财经》的基本管理形态和方式，王波明（《财经》出版人、总编辑）就说，我绝对不用商业利益来干预和影响你们，稿子都是你说了算，我不干预你，你需要多少钱告诉我，我给你保证这个钱。所以，那个时候《财经》建立了一套“防火墙”，资方保证对编辑部的资金供应，经营部门对出版人以及发行和广告负责。这是制度设计问题，不是人员素质问题。不被商业利益干预和影响，这一点上，我觉得《财经》的实践是成功的，这使《财经》一出生就成了中国最优秀的市场化媒体。不但是建一套管理机制，而且努力扩大这种观念的影响。《财经》从第二年就开始办《财经》奖学金班，我到现在还是奖学金班的评委。
媒体人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角色定位？许多媒体开始是因为市场的诱惑太大了，想去争取自己最大化的利益，但是在制度安排的高层位置，你能不能分清楚？如果一开始是制度性的没抵制住诱惑，那就没有后来的《财经》了。很多媒体特别是都市类媒体都面临过这个问题，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专业规范意识的话，就很容易搞乱了。
学新闻与做新闻：
锚住一个方向打深井
问：您常被后辈提起的一点是“没有正规（新闻）教育背景”，您觉得这一点对您从业新闻有什么影响？不少知名媒体人都没学过新闻。如果成为一个像您这样优秀的新闻人无需新闻教育背景，那新闻学院专业教育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？
杨浪：当然。我觉得我不比别人傻，但是一到中青报，马上就发现周围全是青年才俊，各路人都很厉害。然后我给自己定位，当一个绝顶的好编辑，我的写作也是为了我当编辑的主动权。我跟记者们谈，我告诉你的是我对新闻定位的判断，你要读哪些东西。在新闻写作上，我研究郭梅尼；在大部头上，我专注于《史记》。这些都是为了获得一个“大编辑”的主动权，包括后面的摄影，因为贺延光我串到摄影圈里，也是为了在组织报道的时候有对新闻摄影的理解和驾驭。
杨浪：“大编”是从“小编”开始的，我们是老一辈的精神传承。你肯定熟悉徐铸成的《报海见闻》，我读过两遍。包括最近刚去世的沈公沈昌文。我做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时候，跟老沈、董秀玉这些人共过事，不光是跟他们接触，更观察他们的做人做事，还有阅读的积累和感兴趣的领域。这几年每年去看钟沛璋老先生，某种意义上，他是那一代我们的精神导师。还有唐非，《星期刊》上夜班时等着签版，他跟我聊他在干校的时候读《史记》，跟我讲《屈贾列传》，跟我讲《始皇本纪》他怎么读。以前虽然读过，但是有人指点以后，再带上人生经历，你再去读，会发现真的有用。1991年前我发过论文谈“作为记者的司马迁”，是那个时候的阅读体会。这是入行初期学到的基本的思路、史感、文化准备和阅读准备。
杨浪：还有就是研究记者。回想那个时候，我对中青报那些非常优秀的记者，是认真读他们的东西的。
比如说张建伟，他一出来就非常优秀，但是张建伟提出的关于“新闻组合论”，在记者部内部引起非常大的争议。建伟的东西是大开大合的，但是建伟的一线实地采访是有缺陷的。对建伟的“新闻组合论”的质疑，首先是说他的一线功夫少，但是建伟绝对能驾驭大题材。
麦天枢曾跟我讲过他小时候当农民放羊。我们开记者会一块走，我是当过兵的，练过投手榴弹，所以隔三五十米拿个石子打电线杆子。麦天枢举手啪就打中，他说我从小放羊，我就是要打那个头羊，不让头羊往前走。这一瞬间就看出麦天枢对中国农民的理解。你再看麦天枢在中青报写的东西，对中国农民、农村问题的理解，他是带着血缘里的东西写出来的。
叶研绝对是条汉子，好几件大事都是叶研去采写的。他跟我讲过他的知青经历，讲在云南的经历，他家里的教育经历。他写《海狼不是天生的》，海军大连舰院的士官生划着舢板从大连划到烟台，纯靠肌肉，没有任何动力。我编一整版《海狼不是天生的》几乎没动。叶研是正经跳过伞的！只训练了几天就从上面跳下来，那个报道里面就有跳伞的过程，出机舱的过程，在空中飘荡的过程，第一个看到记者的漂亮稿子是编辑的荣幸！
那时在中青报的幸福就是和一帮青年才俊为伍，老钟开会跟我们说：不要专注于自己出书，要出青年报这本“大书”。大家就是要干事，而且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成就。那真的是想推动国家、社会向前进。大家互相砥砺互相支撑，再加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执着。
编辑：小青